摘要：科幻未来主义是科幻文类发生时就产生的一个流派，期待通过创新引领人类更富智慧地走向未来。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创作异常丰富，在晚清、“十七年”时期、新时期以及21世纪形成了若干创作高潮，其作品大致可分为蓝图型、运演型、体验型和混合型四种。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作品常常展现出如下特征：对科技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洞察、向善信念、乐观主义、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以及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等。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凸显了对主流文学的解域作用。加强对这个流派作品的国际传播有助于提升本土文化竞争力和建构未来主导权。

关键词：科幻文学未来主义国际传播

作者吴岩，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教授（深圳51805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有关科幻现实主义的讨论很多，但在整个科幻文学范畴中，现实主义只是其中一个流派，更多的作品应该被划入科幻未来主义。这里的未来主义不是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在艺术领域的艺术未来主义，也不是20世纪中叶出现在社会学领域的科技未来学。各民族文化中的科幻未来主义，是作家携带本土时间哲学去思索和表述未来过程中所透露出的某种一致性的追求。

在西方，科幻未来主义可以追溯到科幻小说形成的初期。至少在美国科幻作家和编辑雨果·根斯巴克给科幻小说定名之前，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和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的创作就已经形成了两种未来主义走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主张人类要秉持趋向未来的善，要对科技和时代的进步持有信念。他的叙事通常是借助科技力量展现人类的发展潜能，往往是以对自然探索的加强、人的活动范围的拓展，以及人类社会福祉的增进为结尾。凡尔纳之后，威尔斯也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未来主义趋向。但他对未来的进步没有信心，认为人类的本性会导致自身走向灭亡。威尔斯对发展的态度不是逃避，而是悲观。凡尔纳和威尔斯虽然对未来的看法不同，但都积极地讨论未来，带着善良去展现和讲述未来，用未来召唤或警示读者。在他们看来，未来是人类无法逃避的物质与心灵的归宿。

20世纪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苏科幻小说走向黄金时代之后，西方科幻未来主义中积极的趋向占据了主流。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对科幻推动社会进步抱有积极态度。那个年代的美国科幻大师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小说跟现实科技发展挂钩。以坎贝尔为首的一些美国科幻作家甚至将科幻中的设计制造成现实的机器，以期推动科技的发展。苏联的情况也是如此，科幻小说跟社会主义新人的设计与成长挂钩。这种认为科幻小说能够走入现实的态度，明显是对积极的未来主义方向的继承。

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美国新浪潮科幻的产生，标志着悲观未来主义的回归。与威尔斯不同的是，新浪潮的悲观主义不是威尔斯那种通过对人性判断得出的结论，而是对关于科学发展的乐观预测产生怀疑的结果。在新浪潮作家看来，与其等待科学对人类的拯救，还不如放弃这种希望更好。新浪潮科幻更多地回到心灵和意识，甚至用奇幻的方式处理故事中的时间和远方，其态度、信念和方法选择都与黄金时代背道而驰。

最近40年，西方科幻中的未来主义表现出多种观点杂陈、多重趋势分裂并进的状态。从赛博空间到元宇宙，人类的未来生存感无限加强，但物理空间被无限压缩。生物学的发展对未来的影响也在科幻创作中有重要体现。在这些作品中，一方面人类几乎能克服所有疾病甚至达到永生，另一方面人性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剥夺。从社会学角度看，摆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牢笼这一问题，成为支撑当代科幻未来主义作品批判性的“最大公约数”。但西方科幻小说往往忽视或排斥马克思提供的分析和方案，这使得这些作品看不到好的解决路径。

与西方科幻未来主义类似，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也是在本土创作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未来主义强调对科技和未来发展的洞察和向善的信念、对未来的乐观态度、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重视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性，为文学提供新的结构和解域方式。本文试图梳理中国本土科幻未来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讨论中国科幻创作中这个流派的历史和重要类型，以及这类作品的独特性质。笔者认为，中国本土科幻未来主义是建构科幻文类的稳定基石，也是后者在未来能更好发展的一个基础。

二、时代表现和类型划分

中国本土生长起来的科幻未来主义产生于科幻文学发生时期，期待通过创新引领人类更富智慧地走向未来。在当今，多数研究者会把中国科幻小说的诞生跟梁启超的文学实践联系在一起。1902年，梁启超感到文学也必须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不能置身事外，因此着手创建“新小说”的理论和刊物。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小说新民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这里，“新民”作为一个任务，其目标在于塑造未来国家的基本单元，即人的全新特征。因此，《新小说》与其说是一本文学杂志，不如说是一本教育杂志。其中，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格等，都在教育的范畴之内。《新小说》覆盖的小说种类之广泛，超过同时代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和《小说林》。如果说梁启超等人创造“新小说”的目的跟未来主义思想之间有着暗中的联系，那么他的唯一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则通过标题和内容，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他的观点：小说这种文类必须面向未来。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具有进化论内涵的小说《世界末日记》。两部作品一部让人们对光明保持乐观，一部让人们对黑暗保持警醒，未来主义的风格尽显其中。

《新中国未来记》创造了中国科幻史上一种新的风格，即蓝图未来主义。这类作品给出未来的整体目标和发展构想，提出行动方案和前进步骤。在小说中，中国走向成功被分解出六个不同的步骤，每一步经历十年的旅程。蓝图未来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创建一系列符号。例如，小说中的未来国家体制、治理方式等都与过去封建王朝的基本观念不同，只有采用这些符号才能对未来发展进行设计和展演。其实，梁启超对设定的热情，早就表现在他用文言文翻译的凡尔纳小说作品《十五小豪杰》上。在这篇翻译作品中，他用自己选择的概念更换了原作的原有成分。例如，15个孩子商讨怎么在岛上群体生活，梁启超用讨论“共和”来取代。而孩子们选出首领，梁启超说他们在选择“总统”。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还提出了提升“民德、民智、民气”的努力方向。虽然在今天来看，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值得深究，但作者敢于设置方向，给出改革蓝图的方式，展现了科幻未来主义的独特风貌。

晚清时期，此类科幻未来主义作品不在少数。陈天华的《狮子吼》提出“民权村”的概念，给未来思考增加了选择的可能性。东海觉我的《新法螺先生谭》，强调教育、心理，甚至催眠术等新的技术都会对未来中国起到积极作用。晚清的蓝图未来主义小说还创制了许多有关科学或技术的词汇，这些词汇作为符号被用来建构未来科技世界。属于这类的作品包括《电世界》等。

晚清时期出现的第二种风格是以《新石头记》为代表的体验未来主义。新的时间与新的空间携带着新的信息。小说中有两个世界：资本主义刚刚萌芽的上海滩与泰山胜境，展现了具有未来意义的经济和科技的全新力量。小说文本中新科技词汇和意象层出不穷，包括千里镜、测远镜、助明镜，还有林林总总的信息和交通工具、医疗器具甚至新式武器，但作者明显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新异生活的体验上。体验未来主义让科幻小说从高层的未来设计进入平民化的日常感受，这无疑让未来的召唤更加切近。

晚清民国时期的体验未来主义科幻小说，常常在作者对科技也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表现各种奇迹，结果是小说中的科幻场景犹如武侠小说中的电光火石交错闪耀，但跟当时真正的科技发展路径没有关系。不过，它们跟中国读者的阅读感受相互承接，反而得到继续发展。例如，民国时期高行健的《冰尸冷梦记》是中国较早尝试描写冷冻人体以保存生命的作品，作家展现的是这种技术带给人类社会的可能的体验。在民国时期继续这个方向写作的还有徐卓呆、许指严等。

晚清时期出现的第三种科幻未来主义风格是以碧荷馆主人《新纪元》为代表的运演未来主义。所谓运演未来主义，指的是小说在一个较为长期的历史时段或较为宏大的外在场面之下，让叙事在交织的多重线索中蔓生发展，逐渐把时间推向未来。在《新纪元》中，强大之后的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改变纪年方式，但这种改变却引发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中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战争。随后，双方你来我往各有攻防，而每一次攻防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给未来增加了新的变数。运演未来主义中单一事件造成的多重方向上的叙事，把一个小的事件造就的宏大社会变化纳入其中，这些变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蔓生性成长趋势。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本土科幻未来主义迎来了第二个迅猛发展时期。对刚刚告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新的存在，我们可能会假设蓝图未来主义风格的创作将受到重视。但此时有关国体政体的讨论已经得出结论，人民选择了符合自己需求的政治制度，因此事实上，蓝图未来主义创作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也只是选择国家建设的一些侧面进行创作。其中，王国忠的《渤海巨龙》和郑文光的《火星建设者》，分别从国内和国际两个侧面尝试了蓝图描绘。《渤海巨龙》讲述了未来的中国考虑到人口和资源的压力，决定进行围海造地。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在渤海上建成一个连接蓬莱到旅顺的大坝。具体操作步骤被分解为三步，从科技、社会、环境恢复等几个方面进行。小说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献身精神和管理能力都进行了很有特色的描述。而《火星建设者》则描述了一支具有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际青年探险队，他们前往火星去建设一个青年星球，以实现人类在宇宙中自由生活的梦想。作品给火星地球化的过程以清晰的蓝图设计，并明确各个阶段可能发生的灾难和人类的责任。

在新中国早期乃至新时期的大量时间里，体验未来主义类型发展很快。迟书昌的《大鲸牧场》《三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割掉鼻子的大象》、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飞向人马座》《大洋深处》《神翼》《战神的后裔》、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奇异的机器狗》《球赛如期举行》《密林虎踪》、童恩正的《失踪的机器人》《失去的记忆》、郭以实的《在科学世界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王晓达的《波》、尤异的《未来畅想曲》等都是体验未来主义的代表性作品。体验未来主义并不只是一味讲故事谈体验，同时也会给出体验的由来，揭示故事背后的科学或社会学原理。但无法否认的是，读者的感受是以体验的获取为中心。

运演未来主义的类型在新中国也有所发展。宋宜昌的《V的贬值》和《祸匣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前者讲述的是一种新型整形塑料的面世导致美丑界限的消除。虽然美容技术仅仅是科技或医学的改变，但仍然颠覆了全球的经济甚至政治面貌。这一观点颇似弗洛伊德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奠基在性本能基础之上的看法。后者则是以人类不小心唤醒了沉睡在地球上的外星生物而造成灭种危机开始，在跟外星人的交往和战斗中人们逐渐发现，宇宙中的生命繁多，人类只是渺小的一种存在。两部小说都展现了在纷繁复杂的未来社会，人类应对科技和自然变化，其间对时间流进行某种追索，这种追索都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条蔓生的。

20世纪90年代至今，未来主义继续在中国科幻小说创作中占据着主流地位。面对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系列蓝图未来主义类型的赛博小说出现。星河的《决斗在网络》《网络游戏联军》、杨平的《MUD黑客事件》《千年虫》等是这些作品的先声。这些小说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词汇。例如《网络游戏联军》中，作者以“C（computer）H(human)桥”代表电脑跟人类接驳设备。熟悉当代技术的读者很快可以发现，这就是今天所说的脑机接口。作者星河借CH桥进行技术展演，由此蔓生出这种新技术的多重社会影响。《MUD黑客事件》则对字符版电子游戏进行了发展性展现，创制了许多新的操作和演进方式，给人许多启示。何夕的小说《天年》针对人类最基础的生理需求，对全球范围内的生物技术发展和饥饿防范进行了蓝图式表达。当前科幻未来主义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李开复和陈楸帆创作的《AI未来进行式》。这是一部以人工智能发展视角观察未来的蓝图未来主义作品。李开复在序言中说，他对未来20年的发展有这样的蓝图式观察：“首先，AI将为社会创造前所未有的价值……其次，AI还将通过高效的运算，接管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把人类从忙碌而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类节省最宝贵的时间资源，得以做更多振奋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最后，人类将与AI达成人机协作，AI负责定量分析、成果优化和重复性工作，人类按其所长贡献自己的创造力、策略思维、复杂技艺、热情和爱心。”虽然仅仅聚焦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方向上，但整部作品都是在这样的蓝图观照下进行的小说创作。

事实上，三种科幻未来主义类型在创作过程中时常产生交叉，可以把三种类型综合运用的作品称为“混合未来主义”作品。刘慈欣和韩松的作品是这种混合类型的典型代表。在刘慈欣的《流浪地球》中，人类为了抵抗太阳的温度下降和生命寂灭，决定把地球当成一个飞船飞向其他星球。作品在蓝图层将飞向新恒星的过程分成五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既含有科学计算又含有社会发展的内蕴。在这种蓝图结构下，作家撰写行动、事件的运演和过程的迭代，而整个小说的阅读感受又是惊心动魄的。《超新星纪元》是作者采用长篇小说进行混合未来主义的早期尝试。在故事中，作者思考了超新星爆发导致的成年人灭亡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少年星球社会的形成，并推断出了这种社会的可能发展蓝图。接下来，小说通过故事层面的运演，让事态从平稳走向极化，在这些少年领导各自的国家相互博弈的过程中，故事发展到结尾。这里无论是蓝图还是运演都不是理论化的，读者能获得紧张的情绪体验。刘慈欣最宏大的混合未来主义构思是《三体》。小说在超级宏大的时间之内打开了人类跟自身、环境、技术以及跟外星他者之间的交互碰撞和反复博弈。在多次山穷水尽又柳暗花明之后，无可名状的新的灾难和恐怖重新降临世界，小说就这样带领大家在强烈的情绪起伏中获知未来人的命运。与刘慈欣不同，韩松的混合未来主义是采用先锋笔法完成的。在《2066西行漫记》《红色海洋》以及“轨道”与“医院”系列小说中，作者通过技术的超速演进做出一系列瞬间变化的发展蓝图，但这些蓝图很快会被发展路径上的各种阻碍所打破。于是，人们料想不到的许多全新体验升腾起来，弥漫在文字营造的诡异空间，读者感受到想要把握世界却无从把握的疲弱感，如过山车一样的上升和下滑造成了神奇莫名的空虚。两位作家尝试的混合未来主义类型创作，带给这个领域无限的遐想空间。

三、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特性

中国本土科幻未来主义创作，是中国式科幻小说集大成者。笔者大致尝试总结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1．充满对科技和未来社会的发展洞察和向善信念

科幻未来主义是中国科幻小说中最具有科技或社会创新能力的一类作品。无论是为成年人创作的鸿篇巨制还是为儿童创作的微型小品，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小说都力图在新科技的发明和社会发展方面做出深刻洞察。从微观方面来看，迟书昌《三号游泳选手的秘密》展现了模仿海生动物皮肤设计的运动怎样增加游泳速度，这一技术几十年后即被实现。赵世洲《会说话的信》中想象的技术也已被文字识别和语音合成设备所实现，虽然跟小说中并不完全一致。刘兴诗《乡村医生》中的遥距诊断早已被信息技术的现实所实现。萧建亨《奇异的机器狗》更是直接被当代机器动物研究者青睐。萧建亨的《密林虎踪》中的脑机接口、董仁威《分子手术刀》中的基因治疗、郑文光《飞向人马座》中的语音控制和虚拟现实等也都彻底成为了现实。不过，更多颇具创新性的设计至今仍然没有被全部完成。例如，黄胜利《XT方案》中的台风消除技术、萧建亨《沙洛姆教授的迷误》中的机器人跟人类混合的社会、他的《不睡觉的女婿》中来自中国古代智慧的人体机能开发术、王晋康《豹人》中人类跟猛兽基因的融合、童恩正《雪山魔笛》中的古代生物保护区、刘慈欣《三体》中的质子二维展开、江波《银河之心》中的深空远航、双翅目《公鸡王子》中新的信息技术。所有这些颇具前瞻性甚至颠覆性的想法，至今仍然以科幻小说特有的疏离性和新异性吸引着我们，更不用提一系列有关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更新生活模式的小说。这些创造不但昭示科幻能改变我们对自然科学领域诸多前沿的认知，也展示了改变人与自身和他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

从宏观方面来看，重要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作品重新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常见准则（如《三体》），提示了国家与国家交往中的实力原则与时刻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遏制的必要性（如《新纪元》《黑龙号失踪》《飞向人马座》），展现了技术创新对人性的依赖和光明技术可能出现的暗黑反弹（如《V的贬值》、“新人类四部曲”、《机器之门》系列、《未来病史》），强调了良好宇宙共同体的培育与警惕人性的自私、贪婪和内卷（如《祸匣打开之后》《红色海洋》），传递了中华文化的优良品德能为明日世界增添价值的信念（如《中国百科全书》）等，这些作品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从思想意义上看，科幻未来主义作家也提供了许多全新的思想供我们参考。例如刘慈欣提出科幻小说必须有“宗教性”。他所说的“宗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宗教，而是指人类必须建构高于自身的总体视角。他认为这个“SF”（科幻）视角可以帮助人们把握宏观世界的未来。韩松则阐释了想象力的重要性。早在《想象力宣言》中，他就已经把科幻文学跟现实和未来之间的联系串接起来。“科幻被公认是最能体现人类想象力的典范，也是无数科学发明的点火器。”但“科幻只是现象，其实质还是想象力。”在谈到美国发现频道如何激发人类想象力的时候，他说：“没有对未来的丰富想象，就没有有效需求的强烈刺激。”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科技洞察、社会洞察还是思想洞察，中国的科幻未来主义都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践和思考，但这些都是建立在向善的基本价值判断之上的，这种向善信念包括保持科学探索的速度、保持社会和谐与公平发展等。

2．对未来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

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作品大都对未来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最主要来自中国文化中对科技的认可、尊重和信心，也来自本土文化中趋向追求美好的哲学观念。如果把科幻作品对未来的态度分成乐观积极、悲观积极、情感中性、排斥四个类型，那么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小说中对未来的乐观积极态度占据了较大比重。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从科幻小说在中国奠基开始，人们对科学的态度就已经抱有尊重、期待和信赖。《新中国未来记》《新上海》《火星建设者》《中国年轻了》《未来畅想曲》《生命之歌》《替天行道》《AI未来进行式》，仅仅听到这样的名字，就已经能感受到乐观向上的气氛。积极乐观的态度还出自对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秩序、领悟、安定、祥和以及道德思想的传承。这些内容在诸如“新人类四部曲”这样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体现。

3．重视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

4．展现变革中民族特有的坚韧

在中国科幻未来主义者对未来的谈论中，常常能看到他们对历史和环境变迁中人类所必然具有的坚韧性的展现。在《新纪元》中，遭遇西方海军船坚炮利的中国海军，没有被武器的威力所吓倒，而是冷静地从自身的创新中寻求帮助，最终通过科技变革转败为胜。《火星建设者》的主人公薛印青在火星受到严重的放射性伤害，不得不回到地球恢复健康，但稍有好转便准备马上回归自己的岗位。中华民族对生命的坚守、在艰苦年代对朴素生活的乐观态度，在中国科幻小说中都有清晰的体现。在许多情况下，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穿越苦难的时光，是主人公获得快乐的源泉。这一点在小说韩松《宇宙墓碑》和刘慈欣《流浪地球》等作品中都有表达。在堪比刘慈欣《三体》系列的王晋康小说《逃出母宇宙》《天父地母》《宇宙晶卵》组成的“活着”三部曲中，作者把“天塌下来”这个中国人一直担心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宇宙事件的开端，并由此演绎出人类面对一系列巨大变化时的故事。这里，坚韧地活着，本身就代表了许多不言而喻的观念。活着本身就是对时间和灾难的克服，因此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具备了某种自身的乐观性。

结语

多年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科幻文学是功能性文学、类型文学、通俗文学。这种看法在某个意义上说也没有错误，但也应该看到，科幻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上出现较晚的类型，本身就跟现当代科学带来的世界观转变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传统文学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某种亘古不变的人性之上的，那么科幻文学则是建立在科技拓展后人类必定要改变的基础之上的。恰恰是这种改变性质，导致了科幻作品采用新的方法看待世界和构造文本。在以机器人、人造人甚至可能被发现的外星人为代表的“后人类”逐渐出现的当前，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问题也在逐渐上升。文学是否仍然要停留在轴心时代或启蒙时代的古老传统之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此时，科幻文学恰好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传统文学的盲区。在这个意义上看，科幻未来主义比科幻现实主义跟主流文学的距离更远。这种距离也就使它更加具有“异域”特征，更加能对主流文学的缺失做出补偿。宋明炜认为，当代科幻作家对文本开放和思想开放所做的尝试，已经构成了一种所谓的中国（新）科幻，这种科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回馈主流文学。笔者认为，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凸显了科幻小说对文学的解域作用。是科幻未来主义作家提供了让我们能脱离现有结构和老生常谈，走向新变化的机会。科幻未来主义给主流文学带去了自我认知和更新发展的可能。

中国科幻未来主义不但能给主流文学以有价值的影响，还能在国际范围内增加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吴福仲、张铮和林天强指出，西方科幻作品借助资本的横行，已经给全球读者和观众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对未来幻想的垄断会让传播力不足的国家无法更好地参加未来的建构。这一说法富有见地。在当前的形势下，急需更多中国科幻未来主义的国际传播，这也是提升本土文化竞争力与建构未来主导权的重要方式之一。